观察者关心的首要问题是，这是中国经济良性调整的反映，象征着经济软着陆的可能，还是过去几年里政府的政策错误导致的结果，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，又直接关系到对2008年实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评价。
总之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是工资的增加，这对改善人民的生活是有好处的。资本增加了，生产便会增加。
如果不要减少工资却要要增加工人的雇用，那么工厂一定要增加它的资本。这个新的理论，把教育的投资，变为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重要因素。如果工厂支付的工资不多于工人对生产增加的价值，那么工厂就可以多雇工人，这样做工厂才会得到最大收益。工资增加的原因是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。上面的劳动力需求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，以及为什么近年来中国工资逐年增加。
国家的人力资本，是由历史传统与教育的投资得来的。这两部分资本的增加，增加了中国的总生产、劳力的需求，和中国的工资。非常简单地讲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产，都拥有财产权、所有权，那么民主就开始了。
所以黄埔军校培养的是职业军人，职业经理人，而海南培养的是农会主席，培养的是董事长，这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区别。建筑行业可以是支柱产业，包括工程机械都属于广义的建筑行业，但是房地产要与之区分清楚，住宅业一定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，住宅应该是政府对老百姓提供的基本保障。昨天在青岛，我和清华的一个同班同学在一起，她从上大学、毕业工作到清华读研，一直在那个学校，30年处在同一个单位。体改委的主任是谁？是国务院总理，他兼管这个部门。
记者：在海南的那段历程，你反复强调自己由男孩变成男人了，您认为怎样才算变成男人了？伍继延：男孩可以说是我们现在讲的屌丝，他可能一无所有，但他有一种梦想。第一，因为海南是一个新建的省，所以海南体改委还有一个特殊性，一块牌子是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，一块牌子叫海南省政府体改办。
国务院总理当任体改委主任，这个体改委就可以改所有的部门，不像现在的发改委，发改委只是国务院的一个组成部门。只可惜历史拐了弯，很多事情都改变了。为了利益也忙着去赚钱了，现在的教授有几个是真的？还有一个样本，就是做生意的，把自己变成资本的代言人，成了符号化了的资本家。本来海南从来都是偏处于配角的，直到上个世纪1988年它成了主角。
假设92至96年，邓小平去世前，如果一人一票进行选举，一定是他当选总统。没有经济自由，没有独立思想，你还有什么呢？记者：您的个人经历非常丰富多采，那您认为您的经历或者你们那代人的经历有什么特殊性？伍继延：你们80后、90后可能不一样，我们这辈人最大的一个特点：就是用一代人的生命，经历几代人的体验。在这个问题上，邓小平看得很深远，他意识到所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，放眼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搞市场经济而有民主。我所讲的从男孩变成男人，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男孩都是有单位的，上面总有个老大罩着他。
这个解放的意义是非常大的。记者：那你觉得房地产的泡沫会破灭吗？伍继延：必须破，如果政府对人民不负责，它可以不破，击鼓传花嘛。
如果对国家、对人民负责的话，那就必须破，不破的话那就完了。不过你让它改自己可能吗？不可能。
我们现在处于秦汉制度，也就是从秦皇汉武奠定了中国的统治以后，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时代。当然一开始还不断地进步，最近十来年，在中层干部阶层水平运动，不断地挪位置，但还是中层干部。因为从80年代改革开始，我们的提法每几年变一次，最早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，然后变成了商品经济，商品经济再转型为市场经济。我们必须承认人性，顺人性是社会进步的最根本动力。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，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非常震憾的。一旦有了发财的权利必然就会产生第二个权利，即保护自我财产的权利，也就是私有制。
能像我这样从每个角色里超脱出来的人很少，说实在话，我相信我的道路是有未来的，而我的大部分同学都停留在某个角色，被固化了。换句话说，它既由省委领导，又被省政府领导，我们的工作办公室在省政府，编制却在省委，同时履行省政府的职能，这就比一般的体改委有更大的权力。
把海南带动起来之后，当时以为管理很简单，只要五星红旗飘扬，怎么搞都可以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，意味着还是以计划为主。
所以，后来我下海经商后，在一个强大的政权面前，我当时毫无疑问地想把大家组织起来，组织起来并不是为了对抗，不是造反，而是一种制约，制约这个政权、防止暴政。改革办下面有一个体改所，负责做研究，我是体改所负责信息部的，信息部综合了各个方面，我们不仅仅具体执行或者研究哪一块，它是综合性的。
中国的省级区划改革就改了两次，一次是海南建省，一次是重庆直辖，每一次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记者：您当年在海南的体制改革委员会，主要做什么事情呢？伍继延：首先讲体改委的事，国家当时有两个部门，一个叫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，管经济这一块，属国务院领导。另外，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，我有我的思想独立，他有独立思想吗？任何一个官员都要学文件，背文件，念文件，他不可能有独立思想的。国民党虽然暂时失去了政权，但现在不也很好吗？记者：那时候在体改委，有一群人，成了后来地产界的六君子，也就是王功权、冯仑、刘军、王启富、易小迪、潘石屹等等，能谈谈您眼中的他们吗？您和他们走的路有什么不一样？伍继延：这个所谓六君子并不都是体改委的，这是万通公司的说法，我不认同。
议会诞生之后，国王的权力一步步缩小了，最后民主也就来了。海南不同，比如说潘石屹是董事长，财产就是他的。
第三，还有一个叫道统，现在的官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，或为自己的帮派利益蝇营狗苟，他们在道德上哪有优势呢。因为那时文化大革命扰乱了中国，邓小平已经看到了中国整个体制的问题所在，希望改变中国，于是他设计了一种体制，成立了一个超出所有部门之外的部门——体改委。
他的做法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底盘，将我们社会的深层结构和基础性的东西改变了。这种改变主要指的是经济方面，就是他在南巡时提出的一个观点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。
而市场经济把人从这种身份社会中初步解放出来，每个人都没有单位了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企业家真正做到一定程度，他的财产是属于全社会的，他是应该为社会服务的。记者：上个世纪的体制改革，离不开一个叫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机构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？伍继延：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部门。我们生于60年代，那是计划经济、集权政治。
第三，准备设立特别关税区，使海南的经济和大陆适当地分开，让海南去和台湾对接。从海南的历史定位，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、政治体制改革，到海南的房地产热潮和泡沫，中间穿插人生的感悟、艺术的妙语，再到未来民主社会的展望，他信手拈来，侃侃而谈。
记者：天涯逐日的开始，几乎就是下海经商的开始。邓小平则说，没问题，你们可以有差距，可以有先富。
可这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，其实我们圈子里还有很多这样的人。顶层设计实际上就是对整个国家的未来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，而不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
